陈思平，1948年12月生，江西丰城人。1966年12月参加工作，1987年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87年至1989年作为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第一个博士后，在深圳高新企业完成博士后课题，期间主持开发成功我国第一台彩超。现任深圳大学医学超声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深圳大学副校长、深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创办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及负责筹建深圳大学医学院，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申请并获发明专利30余项。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突出贡献中国博士学位、中国优秀博士后、广东省突出贡献专家、深圳市首届优秀专家等荣誉。 喜欢交叉学科——从自动化控制到生物医学工程专业1966年，因文革高考推迟，陈思平决定直接去工厂工作。1966年12月至1978年12月，陈思平在江西南昌无线电厂做工人、检验员。幸运的是，这家工厂是一家三线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人力物力建设的军工企业），主要负责军事电台的制作。在这里，陈思平结识了一群文革前大学生，他们有才华、愿传授，陈思平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与此同时，陈思平的创新精神也在此时初露端倪，他喜欢技术革新，很想改进生产中的落后设备。当时，晶体管的测试是完全用人工逐个测量，耗时很长。陈思平自主研发了晶体管自动测试仪，实现了检验流程的自动化。此项目当时还获得市科学大会奖。在工厂期间，陈思平结识医院的设备科的朋友，对医疗器械的研发很感兴趣，这为他以后和生物医学工程的结缘埋下了种子。高考恢复之后，陈思平决定参加高考。1978年，陈思平考上了江西电力学校（现江西电力大学）的自动化控制专业。大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无线电知识，为未来的方向改变做了知识储备。由于一直以来对交叉学科（医疗器械）发展怀有浓厚的兴趣，大学毕业前，陈思平选择了西安交通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优异的笔试成绩和发表在《电测与仪表》《无线电》等杂志的论文，1982年初陈思平顺利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硕士期间，陈思平利用自己掌握的无线电编码技术，研发超声多普勒血流检测仪，以编码方式代替脉冲波发射，这种仪器能量低、分辨率高，深浅部位的血流都能够探测到，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硕士毕业之后，在程敬之、蒋大宗导师的挽留和家庭的支持下，陈思平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求是情缘——浙大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的难忘经历在博士答辩会上，陈思平遇到了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创始人吕维雪先生。吕维雪先生赞赏陈思平的成果，并邀请他到浙江大学做博士后。1987年底，陈思平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及仪器学科博士，毕业论文刚答辩不久，就匆匆赶到浙江大学报到。浙江大学最早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万事开头难，当时第一批博士后包括浙大青年教师的科研条件比较艰苦，80年代计算机也是非常稀有紧缺。陈思平回忆：我用的第一台计算机还是吕老师亲自出面带着我到实验室，当场请一位老师腾出正在工作的计算机给我。因吕先生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位老师二话没说，立即撤下机器给了我。计算机还带着余热呢，也透出先生对学生的袒护和偏爱。我听说吕老师不少学生都享受过这种偏爱，但这却让我后来每次见到这位老师都感到歉意。当时浙大博士后待遇高于一般青年老师，陈思平分配到一套古荡两室一厅博士后新公寓。“那时古荡不像现在繁华，觉得离校区很远，我和妻子扛着扫把去清洁，深一脚浅一脚蹒跚在田间小路，心里想着两个小孩以后上学会不会掉到水里？公路上车水马龙是否安全？……”那天打扫完博士后公寓，两人再三商量后还是忍痛割爱，没有住进去，于是向当时管后勤的卜校长助理重新申请，获批了一套求是村的一间筒子楼居室。筒子楼每楼层仅一个厕所（轮流值日），做饭时家家冒煤烟，但小孩上学、生活方便，离实验室也近。左邻右舍都是团结户，陈思平就此结识了不少好邻居、比如后来著名的贵州大学陈叔平校长。“浙大对我们博士后生活很关心，当时人事处有一位负责博士后的朱连昌老师，听说我们生炉子没有木柴，朱老师抱着一捆劈好的干柴送到我家，令我们感动不已！朱老师在浙大博士后建立初期兢兢业业，花费了很多心血，令人难忘！”与浙大博后办的老师们（左二陈思平，左三为朱连昌） 主持研发成功我国第一台彩超1983年日本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彩超，1986年美国也研发出了彩超。博士后期间，陈思平和课题组成员大概花了两年时间，在1989年完成了国内第一台彩超的研发工作并投产。这也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成功研发出彩超的国家。“博士后初期课题要开展起来还是不容易，首先是经费问题。凡是可申请的课题我都申请了，只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课题，费用不多（约两万人民币和五千美金）。我在博士期间已经用伪随机码方式做出彩色超声多普勒（彩超）的实验样机，博士后期间我很想再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经费问题看来必须再想办法。”此时浙大联合培养的覃正笛博士刚从芬兰回来，应邀访问深圳安科公司，约陈思平一同前往。安科公司是中国科学院投资的国内最早的中美合资医疗器械高技术公司，后来锻炼和培养了很多精英人物，堪称业内的黄埔军校。当时拟开发生产我国急需的高端医疗影像设备，以产顶进，其中包括彩超。八十年代末，因为国际上仅有日本ALOKA和美国HP两家公司生产彩超，高价进口彩超使我国绝大部分医院用不起。之前安科公司亦派出过开发队伍和美国合作开发彩超，但未果返回，正准备在国内重整旗鼓再开发。由于研究方向一致，公司领导非常诚恳联系陈思平：你是我们找了很久，一直没找到的人。极力邀请陈思平加入公司并负责此项工作。陈思平表示，“我很愿意从事这项工作，但我觉得还要遵守合约，不希望中断博士后，另外还必须获得合作导师吕先生的同意。”由此萌生一个想法，能否把博士后工作放到安科来做，也就是把博士后工作和高新技术企业开发项目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后来实行的企业博士后站，又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雏型。吕维雪先生当时非常支持陈思平的想法，并且动员了他的一些研究生（周依依、靳奕等）和陈思平一起去。这批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深圳医疗器械企业的佼佼者。仪器仪表学科博士后证书浙大新闻简报研发的过程很艰辛，那时候陈思平和课题组全部研发人员都是加班加点，周末也几乎不休息。当第一幅彩超图像出来后，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国家自己的彩超终于要在我们手里创造出来了”。医疗器械产品生产有很高的门槛，彩超研发出来后，需要做临床实验进行验证。按照规定，彩超需要在3家三甲医院进行100例临床实验，才能投入生产。“我们当时想在广州找一台进口彩超做对比实验，令人惊异的是，整个广州市竟没有一台彩超。后来好不容易在一家医院，找到港商送的一台彩超，我们就用它来进行对照实验。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全国知名的心血管医院北京阜外医院进行临床实验，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从此有了自己研发的彩超。著名超声专家刘汉英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有了自己的彩超，我们等于多了一双眼睛，能看到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同时我们超声医生的地位也提高了，因为心脏手术是否成功，要靠我们彩超检查说了算。”我国第一台彩超问世我国彩超研制成功并形成批量生产，倒逼国外彩超价格下降三分之一，该项目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而结束了我国彩超单纯依靠进口的被动局面。1992年，陈思平第二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牵头创办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筹建深圳首个医学院2005年陈思平开始担任深圳大学副校长，他随即向学校主动申请创办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深圳大学很快同意。“中国有三个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基地，分别是环渤海湾、长三角和珠三角，深圳占了珠三角地区产量的80%以上，在全国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含金量最高。但深圳大学没有与此相关的专业，这在市场竞争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就很吃亏。”谈到在深圳大学创办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初衷，陈思平如是说。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医学、电子、计算机、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领域。这个专业办起来后，需要结合深圳发展建立相关联的研究方向，开展科学与教学研究。在十几年的发展中，深圳大学吸引了来自不同学校的一批优秀教师，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短短十年，从创建开始，陈思平和同事一起努力奋斗，把深圳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建成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成功创办的基础上，学校又让我分管负责创办深圳大学医学院。”早在2005年深圳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加快深圳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的提案中就提出了建立深圳医学院的建议。当时兼任市政协副主席的陈思平和委员们提交了《关于深圳大学设立医药学院》的联合提案。建议提出，经济特区一定要有全国知名一流医院，一流医院往往是一流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建议将深圳大学医学院作为深圳市发展高等教育的头等大事来抓。2007年底，市政府通过了深圳大学医学院筹建方案。2009年，深圳大学医学院正式建立，当时医学院下设临床医学系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情牵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陈思平认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的专业。他指出，BME=Medicine+X，即生物医学工程就是将“X”方面的知识应用于医学领域。这需要两种语言，一种是医学语言，一种是工程语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X”越来越广泛，除了一开始的电子、计算机，还有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等。陈思平强调：“选择这个专业，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的理念。我们希望能够把别的学科有用的东西，或者最先进的东西，应用到医学上来。从一开始培养，就要让学生明确，我们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是要把所学的电子、计算机、材料等各知识应用到医学上。”谈到本专业学习面广泛的特色，陈思平认为，知识要全学是学不完的，我们要学的是综合的本领。每个大学应该有自身的特色，应该结合自身的强学科，建设有特色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比如浙江大学本身强工科特色，生物医学工程就有比较强的理工基础、电路基础；深圳大学地处深圳，产业特色浓厚，注重实验课；四川大学材料强，专业和材料相关性就很强；辽宁大学化学强，更注重分子影像相关的内容。谈到专业前景，陈思平认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有非常好的前景。现在，从零到一的创新难做，但它是最有意义的。同时，作为交叉学科，我们还可以从已有的别的学科的创新中寻找突破点。比如，凝胶材料在医学超声中的应用等。在每一个细分领域中，同学们都可以做出新的贡献和创新点。 谈到“教师”这个身份，陈思平认为，他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教书育人，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同时也提高了自己”。不仅是高师出名徒，名徒也出高师。他希望通过教学相长、德智共生的方式让高校成为一个创新的港湾和平台。 

吕维雪，1930年出生，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同年留校任教。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及全苏机床研究所进修和工作。1961年创建了浙江大学动态测试技术及仪器专业，1977年又在国内首创生物医学工程专业。1978年晋升为教授，1981年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曾任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兼首任研究生院院长等职。吕维雪先生在浙江大学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和仪器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他以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筚路蓝缕 创立专业1959年，在浙江大学计划开办新专业之际，吕维雪先生负责筹建“精密仪器仪表”专业，并任专业教研组主任及党支部书记。在筹办过程中，他深刻意识到，由静态向动态的发展乃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并提出在国内其他大学所开设的传统静态测量的仪器仪表专业基础上革故鼎新，确立了“精密、自动、动态”的六字定位，即为后来的“动态测试技术及仪器专业”，这为浙江大学培养仪器仪表设计制造人才指明方向。以当时的师资力量而言，从静态到动态，无异于涉足全新的未知领域。通过自主学习，吕先生开设了两门课程——“自动调整原理”与“自动记录仪器”。同时，他还自行制造了“X-Y函数记录仪”，里面的一些零件甚至是他在实验室车床上亲自动手加工而成。1965-1966年，吕先生参加高速摄影机的研制，该高速摄影机成功拍摄了我国“两弹”试爆的过程，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旬，中国大部分医用仪器基本依赖于进口，医学仪器方面的专业培养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于是，开设医学仪器相关专业，为我国医疗仪器制造业输送设计制造人才的开创性想法，开始根植于吕先生的脑海中，同时吕先生也敏锐地察觉到工程技术与生命科学的结合，将对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1977年，吕先生等几位老师一起在浙江大学创办了我国首个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回望吕维雪先生筚路蓝缕的探索历程，可谓呕心沥血，事必躬亲。整个知识体系的转型和精细化，意味着高度的挑战性——生物医学工程作为新型交叉专业，需要综合运用各种工程技术以解决生物学与医学中的各种问题，需要涉及多学科。凭借着极强的自学能力和满腔热忱，吕先生在教学计划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和国外教材的引进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该专业完整的培养体系。昔日的学生汪乐宇教授在接受学生采访时回忆道，在当时，我国在微处理机领域几近空白，吕先生为了开好相应课程，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他趁访问美国的机会，用自己省下的零花钱自费购买了新型技术设备，并利用暑假时间查询大量资料，反复拆解、组装这些设备，直到全部融会贯通再去给学生们开课。谈起唯一一次去吕先生家中拜访的情景，汪教授仍记忆犹新，正值春节期间吕先生仍手不释卷在为课程做准备，闲谈时也都是探讨学问，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 严师亦友 桃李天下作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先驱，吕维雪先生全心投入到生物医学工程人才培养工作中。在纪念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生仪学院整理出版了关于当年科仪系维修组的回忆文集，段会龙教授在该文集的序中写道：“科仪系维修组的创立，无论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背景和考虑，其根源在于吕维雪先生所倡导的学生实践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吕先生在我国开创生物医学工程、测试技术及仪器学科，潜心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之余，最是喜欢动手实践，凡各种机械装置仪器仪表多有拆解之例，更有亲手制作者。”吕先生的治学风气深深影响了科仪系乃至后来生仪学院的几代人。吕维雪先生前排右三——浙江大学科仪系首届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念·1981.11我国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魏大名师从吕维雪先生。吕先生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国际视野和探索学科前沿知识的能力，他主动联合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Plonsey 教授共同指导魏大名博士。在他们的指导下，魏大名的博士课题选了心脏体表电位这一先进领域。后又经吕先生指导，魏大名独自设计，研发实现了有100通道的心电体表电位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完整系统。在八十年代初的浙大吕先生的实验室里，多数项目已经开始普遍使用TI的运算放大器，A/D变换器等最新模拟元器件，以及Intel的单片机和接口电路等数字元器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魏大名先生在其博士之后的十几年，仍与吕先生保持紧密联系，师生合作建立了后来的浙大维科公司，极大地促进了产学研结合。1981年，吕维雪指导学生做试验吕维雪先生的另一位学生陈思平也十分感念恩师。当时，陈思平研究的医学超声方向在国内还是空白一片，在吕先生的支持下，他把博士后的工作放到深圳安科公司（有“业内黄埔军校”美誉）进行，这一创举正是我国后来实行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制度的雏形。吕先生本人也被聘为安科公司的顾问，多次前往安科进行学术报告，鼓励青年学生。最终，陈思平不负所托，在安科参与研究出了我国第一台彩超设备，结束了我国彩超一直依赖进口的局面。当时在安科工作的另一位学生周依依是吕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与完成了中国第一台彩色多普勒超声的研发工作。  在学生们眼中，吕维雪先生治学严谨，不仅对自己工作要求极高，对学生也十分严格，虽不善在学生面前表露太多言语，但为人正直正气，能实实在在为学生着想。1978级硕士吴燊谨是吕维雪先生指导的首届研究生之一。1986年沉闷的夏季里，一个厄运毫无预兆地降临在他身上---爱人突发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一时高烧不退，情况危急。吕先生得知后及时伸出援手，联系医院，安排病房入住，终于挽救了吴燊谨妻子的性命。于吴燊谨来说，吕先生不仅是授业恩师，更是救命恩人。吕先生的另外一位硕士生弟子张昕回忆起与恩师的点点滴滴时讲到，最难忘的是在导师办公室学术探讨的时光。尽管吕先生十分忙碌，但是依旧会很尽责尽心地指导学生学术研究。办公室就在斜对面的张昕经常会溜到吕先生办公室汇报工作与科研成果，而吕先生则会拿出自己的“宝藏”文献资料与学生一起畅谈。“要说比较能常见到吕先生的地方，其实是学校的网球场，去食堂吃饭经过网球场的时候，总能看到吕先生在那儿打网球。吕先生的网球打得非常好，尤其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他这个年龄的人打网球，他在网球场上挥拍的有几张照片我印象特别深刻，很能反映出吕先生当时的一种精气神。”张昕说吕先生对健康、体育的重视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校篮球队的生涯。吕先生在教书育人上呕心沥血，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在他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首任研究生院院长期间，致力于探索因材施教、理工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新路子，参与首创了浙江大学混合班英才教育模式，努力推动浙江大学的学分制改革，在国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浙大混合班”是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齐名的英才教育模式，近20年的实践发展之后，浙大混合班以更完善的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形式继续培养一批批复合创新型人才。敏而好学 笔耕不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吕维雪先生教学和学术成就的背后，正是他敏而好学、笔耕不辍的品质体现。在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的解放初期，吕先生很快掌握了俄语，并通过俄文资料的学习、收集和整理，首次在浙江大学开设了金属切削原理课和自动机床方面的课程。在苏联进修期间，他接触了电子领域的相关知识，在对知识的渴求和不倦的探索下，他在研究数字程序控制机床方面做出了成绩。归国后建立起“数字程序控制机床”的科研团队，用电子管器件搭建了一台简易数控机床，可以说是我国数控机床第一人。吕维雪先生著“机床的数字程序控制”中国工业出版社，1962（资料来源：百度）“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20世纪六十年代初，为保杭州市区不因洪水而涨大水，余杭南湖公社的大堤被炸开放水至南湖公社。洪水后，浙江大学师生纷纷前往工地筑堤。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挖土、挑土、打夯，耗费极大体力。当大家收工后进行休息时，吕先生则坐在稻草铺的地铺上学习日语，勤学不辍。几个月的劳动结束回校时，吕先生基本上已能阅读日文的资料。基于其深邃的学术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吕维雪先生为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根据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发展态势，率先在国内倡导开展心电学理论、医学图像重建理论、定量生理系统及生物传感器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在心电仿真理论研究方面，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建立了电生理和血流动力学相结合的虚拟心脏模型，在国际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虚拟心脏模型参数解的心电逆问题研究新方法。他提出并发展的隐含信息提取理论应用于指导各类图像重建，并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吕先生之风长存于其友人及学生心中亦源源不绝地润泽着寻其足迹的后辈我们感恩吕维雪先生的奉献有了他才有了今天的生仪我们牢记吕维雪先生的教诲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终身我们学习吕维雪先生的精神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开拓创新 鹏北海，凤朝阳回首来路，求是先辈初心不改眺望前程，生仪人正站在新时代的潮头，笃行致远，砥砺奋进同绘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新画卷！

1953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无数热血青年都向往去计划启动地---东北，助力新中国建设。也是在这一年，有一位青年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与其他人一样，他渴望去东北，将在浙大所学知识带到这片热土，他就是谭祖根。然而阴差阳错的是，谭祖根被组织分配留校。“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任何异议，他服从组织分配留校在机械系当一名教师。光阴流转，岁月更迭，谭祖根这一待就是30年，见证并参与了浙江大学生仪学院从无到有和根据时代发展需要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将最好的年华奉献在了浙大。多次服从调动分配他为教学东奔西走  当时在机械系，绝大部分人均偏爱进入专业教研组。然而此时正逢学科发展，机械系新成立了制图教研组，缺乏教师。“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又是怀着这样一份信念，谭祖根再次服从分配，进入这一全新领域，也开始了和生仪学院的缘分。刚到制图教研组的谭祖根在用心看书备课在1954年的浙江大学（现为浙大玉泉校区），课堂在草棚里，食堂也在草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二十出头的谭祖根埋首教学， 拿到一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习题集就开始一题一题钻研起来，学生需要画什么样的图，他就一张一张构思，自己先画一遍。一年后，谭祖根又被任命为制图教研组秘书，负责授课的同时还负责行政事务，后又兼任机械系的系秘书。此时，他的授课时间增加到了一周18节课，每个班都有120-150人，出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初衷，他无半点怨言。时间来到1958年，浙大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决定新增专业。曾经前往苏联深造的机械教研组吕维雪亲眼见证了仪器仪表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建议，希望可以新办一个仪器仪表类的专业，由他自己出任教研组主任。那谁来当副主任呢？虽然当时已经从各教学小组调了几名教师，还有一名天津大学分配过来的学生组成新教研组，但是他们大多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考虑到谭祖根不管是授课还是处理行政事务都很有经验，吕维雪就要求系党总支把他调过来，出任副主任这一职位。精仪教研组全体人员这一次，已经接受了多次岗位调整的谭祖根来到一个全新的专业、全新的领域。依然是那份初心---只要国家有需要，党有需要，作为党员的自己就应该保障国家的需求。他走马上任，迎难而上。为了保证授课质量，谭祖根特意前往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寻找相关资料。当时与仪器仪表相关的资料很少，他在书海里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一本苏联的书。“我当时把这本书当宝贝！”直到现在，谭祖根仍收藏着这本当年带他入门“传感器”的“启蒙书”。刚解决完授课的困难，新的麻烦又出现了。1960年，新专业的大二学生需要开始实习。为了让本专业的学生能有相关的学习经历，没有接触过仪表行业的谭祖根带上了另外一名老师来到当时中国仪表行业最发达的地方——上海，寻找实习场所。初来乍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住在招待所，拿起电话簿就一个一个开始查仪表厂。查询完毕后，他们拿了介绍信就冲到了厂里，询问学生是否可以来实习。为了决定实习的具体内容，他们又自己先进入工厂和师傅一起学习实践了几周，之后再让学生来到工厂实习。为了让学生能够将知识吃透，谭祖根还曾自己摸索编纂了一本讲义。当时，吕维雪在北京外语书店买到了一本英文书---《Transducer》，加之其它一些与传感器相关的外文杂志，构成了谭祖根的知识来源。仔细研究一年后，谭祖根对这门课程已经有了大致了解，就开始为学生们准备讲义。    他白天听专业基础课程，研究授课内容，晚上着手编写讲义。一段时间后，这份凝结谭祖根多年心血的讲义面世，并深受学生们喜欢。上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仪器仪表类专业，经过一番修改整理，后来的哈工大、上海机械学院、重庆大学都以这本讲义为基础来编写自己学校讲义。不断“折腾”自己他为学科体系建立不肯停歇当时，精密仪器仪表专业下设在机械系，毕业生工作由机械部进行直接分配。大部分毕业生都被分配到了机械厂，如成都量具厂，哈尔滨量具厂，但是这些工厂大多与机械仪表相关，与同学们本科学习的传感器相关性并不大。“同学们本来学习的是精密的机械仪器，被分配到传统的机械工厂实在是太可惜”，思索再三，谭祖根发觉是专业名称让学生分配有了困难，建议更改专业名字。吕维雪和谭祖根查看和研究教育部的专业目录后，选用了“专业仪器仪表”这一专业名字，并且在分配的时候给负责分配的人一一讲清楚本专业所学知识方向以及期待被分配的工作岗位。虽然更改了专业名字，谭祖根仍觉不够。考虑到当时浙大共有两个仪器仪表类的专业，一个是光仪系的光学仪器专业，另一个是机械系的专业仪器仪表专业，他们决定把专业从机械系转到光仪系。那时，谭祖根也被调去光仪系就任系党总支委员一职，并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专业名称可以进行第二次更改。因同学们所学知识均与仪器的动态测量相关，于是他们又将专业名称更改为“动态测试仪表”（简称动仪专业）。1977年，吕维雪与谭祖根又开始策划筹办医疗仪器专业（简称医仪专业，浙大现在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前身）。因为当时国内的医疗仪器虽不少，但是大多都从国外进口，中国在这一行业仍属一片空白。国家与时代发展亟需建设相关专业，培养相关人才。吕维雪从动态测试仪表专业调了几位老师来筹办新专业。医疗仪器专业筹办完毕后，吕维雪担任医仪教研组主任，而谭祖根则继续留在动仪教研组当主任。考虑到已经成立了两个专业，他们又谋划成立一个系，让专业得到更好发展。为此他们几经奔走，谭祖根还曾“冒险”地直接到校长办公室说明情况，“我们现在有两个专业，虽然专业基础课都和光仪专业相同，但是我们更加侧重电子方面”，有了这样的用心解释，又经过一番考察，1978年学校便将医仪和动仪两个专业从光仪系中分了出去单独成立一个系，称科学实验仪器工程学系，这就是现在生仪学院的前身。积极研发战斗机的“心脏”他在全国自然科学大会上获奖浙大的24年时间里，谭祖根曾参与一项科研项目并在全国自然科学大会上获奖，然而埋首学科建设与教学工作的他，直到奖项被领回才知道。而说起这个故事又是一次从无到有的过程。1975年，谭祖根前往上海第二电表厂参加一个仪表鉴定会，在这次会上，主办方也请来了航空工业部的生寿华工程师。生寿华主攻发动机研发，在608所负责发动机测试。两人在这次会议上相遇并相谈甚欢。谈话中，生寿华表示他们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向谭祖根请教是否有办法研制出一台位移振幅测量仪。虽然做了多年的传感器，但是这种非接触式的传感器谭祖根还没有接触过。出于审慎的科研态度，谭祖根决定先回学校仔细调研研究项目的可能性。   返校之后，谭祖根马上开始调研这个项目。考虑到自己的本科四年学习对该领域的知识接触不深，对电路研究并不擅长，又恰逢浙大将物理系的很多基础课老师下放到各个系，于是谭老师便找了陈守川进行商讨，随即开始合作研究。谭祖根先开始做前期试验，用胶木棒去做一个传感器的芯子、绕上线圈进行过试验，为了测试，必须将信号传输出来并放大，然后经过一些电子仪器配合测试，再让陈守川老师帮忙搭一个前置放大器，用来试验传感器。谭祖根和吕维雪交谈位移振动测量仪经过多次试验后，谭祖根发现可以承接这个项目，于是就向608研究所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一起研究的意愿。由于谭祖根在学校任务繁重，于是生寿华和王海林便专程来到杭州一起来商讨此项目，两边一起进行研究。1976年，在测量仪的研究收尾时，杭州也迎来了夏天，实验室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他们仍日以继夜，利用暑假这一空闲时间工作。有时候热得只能赤膊，他们也不停歇。最终，这个仪器在规定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来。1976年暑假结束后，航空工业部在株洲举行了科研成果鉴定会。鉴定后，航空部将这一仪器上报国家，最终谭祖根在全国自然科学大会上获奖。而他也直到奖状被拿回学校才知道自己得奖的事实，并觉得自己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谈到这里，谭祖根笑着说：“当年觉得自己捡了个外快。”如今谭祖根已经接近90岁，虽几经工作调动，却仍最关心浙江大学与生仪学院的发展。面对当下迅速发展的时代，他希望年轻学子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不断将课堂知识与国家和社会发展接轨。谭祖根接受生仪学院年轻学子的专访文字记者：杨萝萝 杨雅琳录音整理：杨雅琳 贾怡萱图片来源：杨萝萝|部分图片由谭祖根教授提供

魏大名，心脏建模、心电计算机仿真研究著名学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获上海工业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系中国大陆第一个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曾任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研室副主任，浙大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外籍院士（2021年）。由他捐赠建立的爱华魏氏奖学金，是浙大接收的第一笔外汇捐赠。   我国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博士  硕士期间对数控技术的研究和探索，使他和吕维雪先生结缘相识，硕士毕业之后，魏大名第一时间报考吕先生门下，成为我国第一位生物医学工程博士生。（吕维雪先生和魏大名校友）攻读博士期间，在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创始人之一的Plonsey教授的影响下，在吕维雪先生的建议下，他选择心脏体表研究作为博士课题。魏大名博士独自设计、研发实现了有100通道的心电体表电位系统的硬件和软件的完整系统。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单电路、印刷板都是他本人独自设计制造，连印刷版上的每一个焊点都是自己焊接的。其中三条独特的充气带式电极，是他独自考案设计，电极带则请他母亲手工缝制。利用这个系统，他搜集了首批中国人的体表电位正常人和典型病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首次进行了求解逆问题的可行性研究。（魏大名的博士论文）（实验的情景） 1985年3月，浙江省电视台播放了魏大名博士答辩的新闻，记录了中国大陆第一位生物医学博士的诞生。体表点位的研究是当时国际生物医学的热门课题之一，魏大名博士研制的体表电位系统实现了我国从无到有，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后来他开发的体表电位系统与航天工业部的三线工厂结合，进一步做了商业开发。这项研究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报效之心不变魏大名博士毕业后留校，被任命为医仪教研室的副主任。之后赴日本参与东京工业大学的心脏模型和仿真研究，并在日本公司进行商业化开发。其后又在日本大学任教，历任东京工业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技术科长，公立会津大学医用生体工学讲座教授、大学计算机软件学院长、情报中心主任，图书馆馆长等领导职。曾多年兼任国立东北大学医学系研究生院非常勤讲师。任职期间曾指导多名中国留学生获博士学位。这期间，他与浙大密切合作，指导帮助博士生开展心脏建模和仿真工作。他不但帮助解决经费，还提供全套的源程序，把科研细节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帮助浙大创立了维科公司等工作，为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早在1990年，怀揣一颗赤诚之心的魏大名校友就向生仪学院捐赠了100万日元，用于支持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这是浙江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笔外汇收入，这笔“爱华魏氏基金”目前还在学科人才培育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在给时任校长路甬祥院士的信中，他就曾经饱含深情地写道：对浙大，感情笃深，报国报校之心，此生不变…（资料来源：校档案馆 写于1990年5月27日）（浙大关于爱华讲学金（魏氏）的证书） （路甬祥校长就魏氏奖学金给魏大名的回信）入选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魏大名博士是心脏建模、心电计算机仿真研究的著名学者，以心脏计算机模型Wei‐Harumi Model业界知名。他主持开发了业界首个心电仿真系统Cardiomaster，是医学专家解明心脏病成因的重要工具。Wei‐Harumi Model和心电仿真系统Cardiomaster曾被写入多个学术专著。魏大名博士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心肌梗塞检查新技术“导出18诱导心电图”的发明。鉴于传统的12导联心电图电极不覆盖心肌的后壁和右壁，12导联心电图对后壁和右壁的心肌血虚和心肌梗塞的诊断产生漏诊。近年主要国家的医疗标准在诊断心肌缺血和心肌梗死时推荐标准12导联加上推荐包括后壁3导联和右侧3导联的所谓18导联心电图。然而，实际检测18导联心电信号有诸多不便，很难实现。魏博士发明的“导出18诱导心电图” 利用心电模型理论从实测的12导联心电图信号推导出包括后壁导联和右侧导联的心电信号，从而获得导出18导联心电信号。导出18导联心电图曾经是日本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新课题，其正确性和有用性得到很多临床研究的证明。魏博士以这项技术为关联的世界专利授权供有20多项，他与日本光电工业株式会社协作成功产业化、被日本首相官庁选为最新原创诊断新技术之一。 全美心脏学会（AHA）的资料（截图）魏大名校友发表论文、著书多数，是50多项国际专利的发明人。他曾为世界生物电磁学会理事，日本生体工学协会东北地区理事，日本心电图处理学会主席（2010年），名誉理事，他是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创始人和组织者，他是多个国际学术杂志编委。曾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台北医学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大学自强教授等学术职务。由于他在日本学界和工程界的领导地位以及学术贡献，2021年入选日本工程院外籍院士。魏大名博士现任会津大学名誉教授（终身）、东京电机大学客座教授，心电技术研究所代表。IEEE终身会员。魏大名坚守生涯现役的哲学，不断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博士最近的研究成果包括利用有源电极的无无线12导联心电图检测装置，用于早期发现和监视心肌缺血（日本专利），以及高分辨率脑波检测方法，用于脑机接口的应用（日，美，中国专利）。 社会活动魏大名任教期间，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直接指导了100多名日本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毕业并获得学位。其中有多名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培养了人才。他们有的回国创业，有的已在中日的多所大学担任副教授。在日本30多年，他祖孙3代坚守中国籍，以华人的身份为日中友好做贡献。他是在日本华人教授会的理事，参加中日友好的社会活动，促进中日学人的交流和互相理解。（1976年中日友协会长，全国政协副委员长宋健一行来访）魏大名博士多才多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下面这张照片曾入选日本某市的摄影展，题目是“月落我家”。（月落我家– 魏大名摄）他擅长滑雪等冬季运动，坦言滑雪的时候心旷神怡，乐在其中。2022年的冬奥会在北京举行，他感觉非常兴奋和激动，积极支持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提高，为中国冰雪健儿的优异成绩欢呼自豪。

王扬斌，国家海外引才计划入选专家，科技部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荣获首届“科技新浙商”、浙江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现任阜博集团（SEHK：3738）董事长；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获硕士学位。王扬斌学长是网络音视频、融合媒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识别领域的资深技术专家，也是影视文化产业以及数字版权管理发行领域国际知名商业领导者，其倡导的商业模式和技术体系对数字经济，特别是影视产业内容版权保护和直接面向消费者发行具有变革意义。2017年，凭借自主研发的影视内容识别技术在内容价值及版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阜博荣获美国国家电视艺术与科学院颁发的第69届艾美奖（技术与工程类）。王扬斌学长同时担任浙商总会科创委副主席、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全球数字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华南工业技术研究院融合媒体大数据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北美事务顾问、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理事、浙江大学香港校友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校友创业大赛导师。难忘求是园当你在求是园中上下求索时，浙大，是学习生活的地方；当你或远赴重洋，或踏入社会，浙大，是一种精神，是一段回忆，是一群人，是你和我。数十载时光匆匆，王扬斌学长离校多年，当时在浙大生活的记忆已有些许模糊，但浙大求是创新的精神始终烙印在王扬斌学长的心头。王扬斌学长回忆道：“当时的环境还是十分艰苦的，但是也得益于这种环境，培养了我一种不惧困难、刻苦的精神。”不管是在校学习与在美工作期间，诸葛起等师长的帮衬，还是科研创业道路上校友的交流互助，以及带领一批浙大毕业生进行创业的艰辛历程，王扬斌学长始终都与浙大密不可分。浙大“求是创新”的校训，时至今日仍在不断影响着王扬斌学长，激励着他不断学习、进步、创新、突破。王扬斌学长也一直不忘母校的栽培，对学校的发展十分关心。今年在生仪学院45周年院庆之际，王扬斌学长受到邀请担任校友理事会副会长。在他的联络沟通下，学院邀请到了更多校友。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院庆活动，为母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探索创业路从三五人的创业团队成长为全球领先的数字内容资产保护和交易服务提供商，从遥远的技术理想具化成行业公认的领先标杆，王扬斌学长的创业之路离不开热爱和奋斗。王扬斌学长学成归国后，带着一批浙大毕业生在方圆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整个团队不惧条件艰苦，起早贪黑、攻坚克难。每当深夜回家经过网吧，看到里面灯火通明的场景，王扬斌学长感慨不已：“他们喜欢玩游戏，这样玩到半夜也不累。我们找到喜欢的工作，热爱的方向，我们工作起来也是不觉得累，乐在其中。”王扬斌学长认为，热爱是创业路上最好的动力。创业不只是为了获得经济回报，基于创新的创业，更是不断求索，实现梦想的过程。创业这条路是十分艰苦的，行路者需要在实干打磨中增长智慧，在艰苦奋斗中锤炼品质。王扬斌学长毕业的年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但是王扬斌学长坚定地走上了技术研发的道路，毅然出国深造。学成之后，他又在自己认定的创业路上不断求索，脚踏实地地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从开发中国首创的交互数字电视系统，到研究移动互联网视频应用，再到未来的元宇宙，王扬斌学长过去20多年一直走在科研发展的前沿，做着创新创业的先锋。即使遇到很多困难，他一直坚信，他所从事的是他想用毕生时光去为之奋斗的事业。对于未来的人生选择，当代大学生有时可能会陷入迷茫的困境，这个时候不妨关照一下内心深处，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己热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王扬斌学长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通过在浙大的学习，找到热爱的事业，勇做创新创业路上追梦人。良言予后人“一定不要局限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这是王扬斌学长对学弟学妹的期许。我国的教育界一直存有“解惑”的优良传统，却也容易造成学生想象力受限的问题，导致学生在做价值判断和选择时限于已有的观点和看法。只有勇于突破才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当代大学生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过程中培养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思路，敢于尝试、积极合作的精神。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加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只有不断地学习、掌握新知识才能不被时代淘汰。大学生应该通过丰富和多元化的方式锻炼和提高自身的探索求知、科学研究和团队合作的能力。王扬斌学长始终相信浙大所给予的教育，能够培养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他认为除了专业知识以外，一个优秀的人才还需要具备很多其它的素质，而也正是这些素质，在我们踏入社会后，支持着我们走得更远，支持着我们一步步向梦想靠近。结语王扬斌学长将汗水与努力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脚踏实地丈量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从筚路蓝缕到砥砺前行，从拼搏奋斗到回馈社会，“一朝求是人，一生求是魂”，王扬斌学长不断践行着“求是创新”精神，致力于做灿若星辰的“浙大人”。

人物名片：朱跃龙深圳市天使佰人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紫金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深圳市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南部地区浙江大学校友会联谊会会长、清华香港中FMBA第二届同学会会长等。15岁考入浙大，91年投入创业大潮，迄今已具有30多年创业、企业管理、投资经验，目前在全国各地拥有十几家公司。现阶段，双湾引擎（深圳）有限公司由他发起成立，依托深圳市浙江大学校友会，深圳天使佰人会等平台，旨在深耕深、杭两地，整合资本、项目、人才、空间等优质资源，多维深度赋能，推动杭州湾、粤港澳大湾区双湾协同发展。目前公司已设立深圳、杭州双总部。旗下设有廊湾产业加速器，廊湾是聚焦硬科技的产业加速服务平台，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整合资源，致力于构建硬科技产业开放创新生态，加速企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目前廊湾产业加速器已入驻、云加速200+硬科技企业，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集成电路、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同时引进了多家知名平台，共同加速硬科技企业发展。近年来，随着天使投资逐步恢复活力，同时朱学长多年来对于企业经营也颇有心得，于近年来陆续参与投资了一些相对偏早期的创业企业项目，包含优秀浙大校友的创业项目，投资行业覆盖新材料、自动驾驶、脑科学、元宇宙、医疗器械先进制造等相关，都获得了比较好的增长。与很多纯财务投资人不同的是，朱学长对于这些参投企业，更多的是从市场发展模式角度进行梳理指导，或根据企业主要合伙人整体功能架构的实际情况，帮助引进业内优秀，或进行重要资源对接，全方位立体式为被投企业赋能。校友情谊校友情谊对于走出求是园的学子们来说，是一种难分难舍的牵连和镌刻，这种情感来自于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感激，来自于他们对母校培育的认可，来自于他们对母校的认同感、参与感，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情说不完道不明，所以朱学长经常这样说，“我们这批人对浙大很有感情”。深圳的浙大校友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深圳市浙江大学校友会以“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社会”为宗旨，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友联络体系。依托母校，充分调动校友资源，为广大校友搭建沟通、交流、合作的平台。团结和带领深圳校友，从情感共同体、荣誉共同体，向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转变，积极支持校友创新创业。朱学长作为深圳市浙江大学校友会会长，他一直有一种使命感，要带动校友们扩大校友会的影响，他肩上的担子一直很重。他知道，建设校友会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校友会其实是需要校友们的奉献精神的，所以我们要和他们耐心沟通，要通过校友会的平台让校友们实现他们的价值，只要校友会建起了一套完善的机制，那么十年二十年后对所有校要来讲，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收获。”从很早以前在浙大设立“热爱奖学金”，到为校友书屋捐赠图书，到作为会长承办各种校友同庆联欢大会，到扛起深圳校友会前进的旗帜，到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开幕式上浙大校友企业总部经济园的成立，到《深圳浙大校友企业总部集群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到他在第四届浙大校友鹏城金融论坛活动上的致辞，到双湾引擎（深圳）有限公司的发起，到近日，由深圳校友会发起捐建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南一门的正式启用......从这些历程和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学长为母校为校友工作所做出的真诚的奉献。就像古语所说，集腋成裘，只要是校友的心意，不分涓滴、厚重，都是真心的表露、是挚情的凝聚；只要热心、持续地参与，我们就能共同看到校友之心化成对母校的回馈和灌溉。